《宪法》第13条规定征收征用的对象是公民的私有财产,那么公民是否单指自然人?如果这样解释,法律规定征收征用单位的财产就违宪了。

博肯福德（Ernst-Wolfgang B9ckenf9rde）认为，不能轻易地把各种来自法秩序外的政治理论随意引入宪法解释，而是要回到宪法文本的本身，从宪法的文本中寻找宪法内在的政治理论。再其次，如何理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央地属性。

另一方面，作为划分央地职权主体的中央国家机构事实上仅为划分行为的直接行为者，具体划分方案的拟定乃至对中央国家机构划分职权行为的诱导与监督，则是源于第二个中央的独有范畴——中共中央——历次动作较大的央地事权改革均由中共中央全会的文件提供终极权威背书的政制实践即为典型例证，这也可视作对我国《宪法》第1条第2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本文仍以司法权代指审判权和检察权，以司法机关代指法院和检察院。当然这并不妨碍在实践中对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判定。三是根据我国《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不排斥使用军事手段处理中央与台湾地区关系特殊情势的可能性。[lxi] 四、超越我国《宪法》第30条：地方的多元面向 关于地方规范内涵的讨论，主要还应回到我国《宪法》第30条这一体国经野的核心条款。

因此，从人民的中央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的转变，其实就是政协在新中国具体建设过程中由台前走向幕后的转变过程。其二，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包括第65条至第68条。在我国，包括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等在内的积极权利具有社会权的性质，这要求国家承担相应责任，在特定给付领域提供相应的生存照顾。

国家权力对个人的生存应该负有补充性责任，即只有当个人和社会不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达到目的时，国家权力才可以介入[47]。刘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57～63页。1.给付行政的宪法基础 《宪法》第45条第1款第1句规定了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基本权利的功能已由传统的防御扩张到要求国家提供积极的社会给付。但此种分类的问题在于：第一，如何界定某一具体领域或某一具体职能？某一行政职能可能分散在多个部委之中，如果仅以某个部委的职能或管理权限为基础来建构行政法学分论，则有可能建构出片段化、残缺化的行政法学分论[11]。

[2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1条。在环境行政法领域，杜群研究了环境行政处罚中按日计罚制度的性质[69]，谭冰霖探究了环境行政处罚的规制功能[70]，朱芒研究了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法律定位[71]，谭冰霖探究了第三代环境规制中信息规范、程序规范、权限规范、商谈规范的作用[72]，曹炜分析了环境行政规制的实效性，讨论了执法中的规范执行偏离效应[73]。

[13]余凌云教授以警察领域为例，指出交通肇事事故认定和对机动车的管理属于行政法问题，但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则变为刑法问题。[16]吴志光：《行政法》（修订五版），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8页。一般而言，只有在请求自助者无法自助，也无法从其他家庭成员或其他社会给付主体获得帮助时，才得请求行政给付。[68]宋华琳：《风险规制中的专家咨询——以药品审评为例证》，《行政法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41～164页。

晚近德国学者沃尔夫等认为分论主要包括公务员法、地方法、警察秩序法、建筑计划和规划法、经济行政法、环境行政法、税法、文化和科学行政法、预算和财政法、交通行政法、新闻和媒体行政法、数据保护法和公务自治行政法[9]。当危害具有急迫性，危害防止在时间上具有不可迟延性，且危害涉及社会治安秩序，危害防止的执行需要经常使用强制力时，需交由公安机关承担危害防止任务[19]。宋华琳《部门行政法研究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周佑勇主编《行政法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第二，风险构成了行政规制的正当化根据。陈鹏《公法上警察概念的变迁》，《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但相对行政法学总论研究而言，行政法学分论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四）个人尝试提出的行政法学分论体系 不同行政法学分论之间犹如公路网一般阡陌纵横，很难为其找寻清晰的界限[14]。

[72]参见谭冰霖《论第三代环境规制》，《现代法学》2018年第1期。秩序行政权的行使还应遵循比例原则，秩序行政中采取具体管控措施时，要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公益目的，和由此所限制、侵害的个人权利之间，形成适当的比例。三、中国行政法学分论的学术课题 笔者在此试图选取若干较具典型性、近年研究进展相对较多的中国行政法学分论领域作为观察的素材，提出若干可以研究的课题。[3]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41～42页。第二，此类过于迁就行政管理实践之需的行政法学分论研究及实践，常过于琐细、具体，其技术性、方针政策性相对较强，其学理研究、制度设计中常常更关注如何管理市场和社会，而相对忽略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近年来有学者结合食品药品、环境等更为具体的行政领域，对风险行政法展开更为细密的研究。

必要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组织生产、价格干预和扩大进口等措施，保障药品供应。[70]参见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29]洪艳蓉：《我国证券监管独立性的检讨与制度完善》，《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84]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

[65]参见王贵松《风险社会与作为学习过程的法——读贝克的风险社会》，《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行政法学人对研究行政法学分论的疑虑之一，认为这些分论领域专业性、技术性过强，很难理解把握其间的制度结构和专业名词术语。

3.给付行政的组织法架构 给付行政的组织法架构更为注重基层行政和合作治理网络的作用，宋华琳、范乾帅讨论了街道办事处在社会救助行政中的职权，以及街道办事处受理、审核、审批和动态管理行为的可问责性[49]。就秩序行政任务的横向分配而言，这涉及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81] （三）关注基本权利保障 我国行政法分论的学术研究和制度设计，往往和特定的行政部门有着密切关联。在行政法学分论的研究过程中，也不应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应见木又见林。

第二，在医疗行政、教育行政等社会领域，若干制度设计强化了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共同体联盟，有悖于治理改革、简政放权的方向。[43]但对于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更为具体的给付行政领域，目前尚未能开展缜密的研究。

[22]参见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第194页。经济行政法研究应探讨经济行政的宪法基础，重点对经济监督与规制、经济诱导、行政助成等行为形式进行类型化研究。

但其局限性在于，在研究更为具体领域时，还需将分论原理和具体行政领域的制度史、管理体制、利益分布、法律关系、法律程序相结合，方能得出更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的结论。间接的经济诱导手段则包括相关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工具[39]。

秩序行政法研究应探讨秩序行政的边界与职权，分析秩序行政中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的适用，防止对人身自由、居住自由等权利予以不当限制。但当采取干预性的秩序行政措施时，不仅需要组织法上的权限根据，还需要法律授予具体职权，要求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措施的构成要件和行使程序[18]。[60]参见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第94页。因为需防止特定领域的法律议论变成了特定行政部门的领地，防止出现更多讨论法律技术细节却淡忘行政法治和基本权利原理，乃至滋生违法限制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现象。

[79]参见[新加坡]梁文松、曾玉凤：《动态治理：新加坡政府的经验》，陈晔、张世云、温平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页。沈政雄《社会保障给付行政之行政法学分析》，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1年，第65～67页。

[83]宋华琳：《作为宪法具体化的行政法——公法学札记的札记》，《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二）以具体行政领域或具体行政职能为导向的领域分类法 这种分类方法将较为重要的行政领域或较为重要的行政职能作为行政法学分论的考察对象。

金自宁主张风险规制的民主化，倡导引入公众参与和软法治理[57]。[31] 3.经济行政的行为形式 经济行政可以是对经济活动的监督与规制，为了公共安全与秩序，防止出现损害公共利益或整体经济利益的行为，而限制经济活动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